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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也成了盘中餐，MargretheVestager还表示对Facebook可能存在的反竞争行为“有兴趣”。“很多人都认为谷歌和Facebook已经失控。”英国DMH Stallard合伙人Jonathan Compton说，“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会采取什么措施。即使决定监管大平台，且问题本身牵扯言论自由，如何监管这些拥有20亿用户的平台的内容？”

此外，一季度斗鱼付费用户量达600万，比上年同期的360万增长66.7%；每付费用户平均收益（ARPPU）达226元，比上年同期的149元增长51.7%。这部分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优质主播的共享。招股书显示，截至2019年3月，斗鱼平台的注册主播数达650万，头部主播6500位，并与国内TOP100游戏主播中的51位签订了独家直播合同，包括8位TOP10主播。

在这样的长期的考虑之下，我要特别强调第三点判断，就是应对中长期不确定性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一定要更注重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以及防范低级错误这方面的问题。防患未然、居安思危是必须要有的一种从整个全局来考虑问题时我们的战略思维特点。中国如果从运行来看，我作为研究者，基于这么多年的一些观察和自己的研究经验的积累，我觉得主要可以担心的，不在于中国剩下的发展纵深和空间如何——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未来还有非常可观的发展纵深和空间。我们实际的工业化评价，沿海地区是中后期，中部和西部很多区域是中期和初期，整个中国更实事求是的判断，应说我们的工业化是在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过程中，未来纵深的打开，又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而中国的城镇化现在真实的水平是什么呢？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2%出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58%出头，和前面这个更真实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数据如果做个中和，中国真实城镇化率充其量接近50%而已。按照一般的国际经验，后面还有20个点的城镇化高速发展期，一年上一个点还要走20年。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还要继续不断地表现，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体，是第一人口大国。我们这个市场潜力伴随着又有现在已经形成的全产业链式格局下我们的回旋余地，我们的韧性。所以，我并不特别担心中国的发展受到潜力制约，但是我作为研究者特别担心的，是我们在黄金发展期的特征正在消除的过程中，矛盾凸显的特征越来越突出起来。矛盾凸显特征下，考虑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有更开阔的眼界，我们所讨论的很多经济问题，一定要防止它的社会化，甚至是政治化。这方面我按照解放思想的导向，想放开和各位探讨一下我的观察。

第四，在开放条件下，中国要在贸易摩擦升级压力之下“变被动为主动”，一定要利用自己的潜力空间，非常好地扩大内需。在投资的方面，有效投资的空间可观、可贵、可用，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从中心区看，我们有多少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得赶快抓紧建设，要建成跟纽约、东京等等类似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而且分好几层，要立体化。整个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里、必须解决的很多的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儿，实际上整个投资量是巨大的。比如全中国缺城镇中心区域五千万个左右的停车位，北京、上海停车位的缺乏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停车位静态投资十万块，绝对是保守估计，五千万个，就是5万亿的投资量，千头万绪的事情中，这一件事情十几年做得完吗？它是不是直接对应着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是可找到这种中国有效投资潜力空间释放的一个可操作路径呢？很多的企业家已经注意到，在地皮很紧的情况下，要这用高科技发展地上地下多层的立体停车装置，我注意到长三角一个企业家说，已经有这方面的供给能力。在实际的具体样板工程里，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最远处的车调到地面上50秒，这才能适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全可以对接PPP。政府钱不够，但是民间资本可以进来，这个停车场停车位一用就有现金流，对接PPP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要的有效投资的创新机制。我们的消费，一定要有效投资和向好预期支撑起来，让它的潜力发挥，光讲调动消费潜力，其实容易走向误区。一定是我们有效投资和向好预期引领着老百姓更敢花钱，老百姓的收入可以更可持续地提升起来，而且避免“福利赶超”所带来的民粹主义偏向。

2018年，中国的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达到6.8%，这个数据已经是2010年的226倍，但受制于技术壁垒、传统观念、人才缺口……依然供不应求。通俗意义上，人们认为捐献意味着崇高；但某种程度上，崇高也是一种“邻避效应”：人们会在嘴上赞美敬仰，但在心里打个破折号——最好由他人完成这项崇高。在凌晖过去的经验里，遭遇失败和冷眼是常态。

回过头来看，人民币破六向五的升值预期，也不过在三四年前。但即使是在当时，同样市场上也有关于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风险预期。对于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来说，长期的单边升值抑或是贬值都是弊大于利，除了对于外汇交易的投机者有利好之外，这对货币的购买力和国内消费水平来说都没有直接的影响。